《大庆：为了石油的建设》（下称《大庆》）既是一本关于“大油田”的开发史51配资网，也是一部资源型城市的建设史。书中不仅有大庆的前世今生，还有一对年轻设计师夫妇的生活记录。
晓华和阿松，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到大庆，参加最初的“会战”，十多年后打报告申请结婚，并离开大庆。改革开放后，他们做回老本行，以规划师、建筑师的身份工作到退休。他们的生活变迁，映照出一段十分鲜活的共和国创业史。
参加会战的年轻人
《大庆》的作者侯丽是一位资深的学者和城市规划师，也是胜利油田子弟。在研究大庆当年主要的住房建筑“干打垒”时，她发现了曾在第四届中国建筑学会年会上作报告介绍“干打垒”做法和精神的晓华。晓华曾和同事一起，花了两年，调研大庆当地的村民如何使用泥土、干草等最常见的当地建材修建简易住宅。设计院的年轻人们利用学过的专业知识，在不计其数的试验之后，设计出了“科学干打垒”，并写成说明书，教给当时大庆的所有单位。
受到“干打垒”精神的感染，年轻的晓华曾在第四届中国建筑学会年会上发誓“一辈子住在干打垒里”。他的领导当时纠正她的说法，说“我们要一辈子坚持干打垒的精神”。“先生产后生活”，在资源稀缺时代，是石油生产队伍坚持的基本原则。但在条件没那么紧张之后，较为教条的原则制约了生产型城市的居民们居住生活环境的优化，成为了一种历史性的遗憾。生产与生活的关系，农村与城市的关系等，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，经历过公开的辩论，也经历了实践中不同的探索。
晓华、阿松夫妇是侯丽在同济大学的师兄师姐，他们将鲜活的记忆和后半生的经历、感想都向侯丽和盘托出。两人的故事、照片和日记中的文字都被放进书里，使读者得以看到一些非常真实的状态。
比如，晓华的日记中提到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在大庆设计院工作的年轻设计师们生活十分规律，7点半上班，5点半下班，晚饭后7点到9点进行政治学习。“9点后所有人回到他们的画板前面。领导从来不在半夜前离开办公室，其他人也不好在领导走之前下班。”
在休息放松的时候，擅长唱歌的晓华会在两位同事的伴奏下演唱，一个重庆人拉手风琴，一个上海人拉小提琴。他们“唱50年代流行的歌曲，大部分是关于战争和爱国主义的”，比如《歌唱祖国》《太行山上》《十送红军》《游击队之歌》等，还有《歌唱我们动荡的青春》等俄罗斯民歌。
政治学习则是一起讨论《矛盾论》和《实践论》。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曾说，这是石油系统精心选择的经典书籍。职工们结合工作中的体验进行思考，交流感受。上世纪70年代，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和罗丽丹在中国拍摄了《愚公移山》，其中在大庆拍摄的一集，就有很多镜头反映了油田职工谈吐中的哲学水平。
极为繁忙的工作，一度让晓华、阿松一个月都见不上几面。同事之间无私的情谊和休息日与阿松难得的团聚，给了晓华很多安慰。1963年新年有三天休息日，晓华赶下午6点的最后一班车去萨尔图与阿松团聚。同事老宋，一个做结构工程师的西北汉子，拎着白菜、猪肉和面粉，送晓华坐火车，托熟人把晓华送到阿松所在的指挥部。老宋随即跳上火车回让胡路。晓华到阿松住处房前时，阿松正在拉二胡，是电影《红日》中的流行歌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。
1968年，晓华怀孕，留在大庆太过艰苦，她到婆家温州生下女儿。原本他们打算把婴儿留在温州，在乐清县已经找好了奶妈。但在回大庆前，晓华去看望女儿时，恰好看到奶妈正忙着喂亲儿子，晓华的女儿坐在床上大哭。晓华心一横，就把孩子带回了大庆。这次决定让她后悔了很多年。
关注《大庆》的油田人
侯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她在2020年5月受“一席”邀请，用在线直播的方式作了关于《大庆》的演讲《一个城市的诞生》。这次直播和之后发布的视频，大大拓展了《大庆》的公众影响。受疫情影响，这次演讲是无现场观众的，但在说到晓华横心带女儿回大庆时，侯丽哽咽了。
这是一个感人的时刻。在时代变迁面前，个人是渺小的。几十年生活中的一次选择，如风中的一粒沙。对晓华阿松来说，对更多有过油田生活经历、老工业城市生活经历的人来说，过去一言难尽。《大庆》一书所展示的是一个多向度的共和国故事，或者说是很多个彼此嵌套的故事。
1968年，侯丽的父亲到胜利油田工作。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的新书分享会“东北：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另类景观”中，侯丽展示了一张1984年胜利油田的照片。这张《胜利日报》刊登的彩色照片《孤东石油会战》上，一条被工程车辆挤满的道路直抵天际。几排高耸的钻井台几乎是等距离排布着。侯丽还记得父亲曾给她讲过当年孤东会战的时候，黄河洪水淹没油井的场面。
而在2023年10月的另一张胜利油田孤东海堤的照片上，采油机看上去小巧得多，安静地“磕头”采着油。海堤旁的空地上已经出现成片的太阳能电池板，远处一小片风力发电机组在运转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油田生产区的环境也在变化，会战时的泥沼变成了绿地，工整的河道也出现了，从能源环境关系的视角观察油田的沧桑变幻，也能引出很多有未来感的话题。
大庆也曾被展示为社会主义田园牧歌的典范。油田开采有些像农牧业，人跟着油走，哪里有资源，队伍就去哪里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宣传品上，常能看见整齐的干打垒村落、农田和油井并存。这种面貌直到1980年代，城市住房小区开发建设陆续开始，才逐渐改变。
《大庆》一书的译者、任职于一家石油石化行业媒体的张欢说，“先生产后生活”的表述沿用至今。“大庆油田开发到现在已经五六十年了，但是石油勘探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还是会用‘会战’这个词。比如我去过的涪陵页岩气田，2012年开始出产高产工业气流，最初勘探开发的工作者们生活也比较艰苦，当时路都没有修好，生产基地还是一处偏僻山区。”
“一席”演讲《一个城市的诞生》的策划人王聪的家也在胜利油田，但她并非油田子弟。2019年，她看到“好奇心日报”对《大庆》一书英文原版中晓华、阿松故事的报道，发现侯丽主持过她老家所在地的规划设计，就联系侯丽发出了邀请。王聪说，中学时代的很多同学住在不同的居住区，要坐校车上下学，她也不知道同学都住在哪儿。《一个城市的诞生》播出后次年，王聪回去进行城市漫步，终于走到了那些卫星村，“特别直观，小区对面过一条马路就是生产一线，生产生活几乎绑定在一起”。
侯丽在分享会中谈到，《大庆》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持续改革，以及城市建设与规划如何在国家和地方之间进行协商，并以具体的方式实施。体制的影响，在人们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中，可以看出很多表现。
网上有读者说“作者立场非常模糊”，侯丽认为这是准确的观察。这种矛盾的心态，是因为30年的故事里有太多人的青春，有不同的立场，有很多悲欢离合，很难去作理论化的总结。“有的时候是个悲剧，有的时候像个喜剧，至于最后的发展，我们还要拭目以待。”侯丽说。
（本文图片由出版社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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